“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至今仍在传唱的脍炙人口的山歌，唱出了党在苏区时期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唱出了苏区群众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认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心为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在党的作风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区干部好作风靠的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支撑。作风建设是一个由里而外的过程。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而且是一个有着共产主义觉悟、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政党，这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内在动力。为了给转移伤病员赢得时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把敌人引向山间的一条绝路，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在布褂上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纵身跳崖。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部突围时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写下气壮山河的诗歌《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表明“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坚强决心。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李美群“马前托孤”，忍痛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托付给婆婆，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奔赴革命前线，最后英勇牺牲。被群众誉为“苏区包公”的何叔衡，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坚持原则，执法如山，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苏区，被敌包围，跳崖牺牲，实践了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这些动人故事的背后，体现出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下，革命先辈矢志不移，至死不渝，在根据地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铸就了苏区干部好作风，树立了自身的良好形象，赢得了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出来的。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中央苏区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时时处处都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留下了毛泽东带领警卫战士为沙洲坝人民掘井引水、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等佳话。“腰缠万贯的讨米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自带干粮去办公，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与组织失去联络，虽身藏一包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条，但衣衫褴褛，乞讨度日，最终把金条交给党组织。1934年3月20日第164期《红色中华》刊载的《猛烈开展的节省运动》报道：中央财政部、中央教育部、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每日节省二两米，菜金若干。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毛泽覃、罗迈、潘汉年等23名领导干部联名致信《红色中华》，决心每天节省二两米，不领夏季衣服，以支援革命。“苏区干部作风好，事事走在人前头。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参加劳动他带头，优待红属他带头，慰劳捐献他带头，购买公债他带头，供销入股他带头。事事带头作模范，真是穷人好干部。”这首《苏区干部“十带头”》的歌谣生动反映了苏区干部事事走在前面、处处模范带头的优良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形成的。从实际出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且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先后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发表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调查报告。在毛泽东等苏区领导的率先垂范和倡导影响下，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为科学决策提供保障，开创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刘少奇、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根据地实际出发，纠正了脱离根据地实际的“左”的错误，制定了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针对有些地方存在乱分田、假分田、占着好田不放手的现象，他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挨家挨户访问，一块田一块田地查看，在掌握第一手情况后，对全县土地重新划分，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干部常来我们乡，巡视我乡谈家常；油盐柴米样样问，温暖送到心窝上。”这首《巡视制度好》的歌谣生动描绘了苏区干部深入实际、用脚丈量土地、用心倾听民意的优良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在教育监督和约束下不断完善。一是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作用，不断夯实苏区干部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思想教育是作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党把干部教育培训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宁室、俱乐部以及大量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种党团训练班，加强了苏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教育、党的组织纪律教育，为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奠定坚定的思想基础。二是完善干部监督机制，遏制了苏区干部不良作风的出现和蔓延。为防治和惩处腐败行为，中央苏区构建了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工农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对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等现象进行监督纠治。《红色中华》《斗争》等重要报刊，不仅开设“红板”“红匾”等栏目，表扬和鼓励那些工作积极、廉洁奉公、作风正派的苏区干部，而且开辟“突击队”“铁锤”等专栏，专门对苏区干部的不良作风和违纪行为进行批评和揭露，有力制止了苏区干部腐败堕落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发生。三是以“铁的纪律”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中央苏区时期，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完善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等许多原则性要求，而且制定了许多与作风建设相关的纪律制度，如《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强调“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强化党的作风建设。
初审：段周宏
复审：尹是罡
终审：闫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