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较少直接论述具体的传播业务，但常从政治角度论述宣传工作，他讲求宣传方法，具有务实魅力，他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

邓小平同志的早期宣传观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积极贯彻者。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他反对以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法，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时，他要求宣传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1950年他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工作，充分意识到党报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他发现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他当即要求报纸：“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在创造性地开辟新局面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同志领导宣传工作的科学意识和政策意识。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宣传观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宣传工作从习惯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他本人，也有一个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他谈到“兴无灭资”的老口号：“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他的思考，实际上涉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方式。及时制止这种宣传，有利于社会稳步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他那时所谈的宣传，常常涵盖整个文化领域以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关于宣传工作的论述，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意图是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随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希望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他总结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985年有媒体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邓小平同志就此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这与1950年他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时，为了避免思想混乱，他提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这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允许看”和“不争论”，赢得了时间，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邓小平同志对“假、大、空”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1978年他说：“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位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20多年后的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提到媒体工作，是批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他要求拿事实说话，他说：“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总结过去的教训，批评道：“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鉴于宣传上一风吹的片面性，他告诫说：“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片面性还包括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他就此指出：“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例如把局部说成全局，把个别现象看作普遍现象等。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多次谈到，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他还考虑到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这些原则的贯彻，要求：“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同志的世界信息沟通观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老一代领导人中少有的常谈论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重要性的人，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这一新的动向。这种条件下的新闻和宣传，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宣传必须及时、真实，否则效果可能是相反的。他一再强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再不能脱离世界了。1984年9月，他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9年3月，他再次谈到信息的重要性：“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此后几年，他多次讲过信息的重要性。

（作者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