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曾经对人说，他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社会大学”，一个是“监狱大学”。青年时期的杨靖宇，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期间，曾5次被捕，屡遭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

       1928年5月，中共豫南特委派杨靖宇以特委巡视员身份来到信阳巡视工作，恢复遭到破坏的党、团组织。经过杨靖宇几个月的努力，信阳党、团组织各项工作都恢复起来。不幸的是，1929年3月初，信阳团县委机关遭到破坏。一天，杨靖宇去原县委交通员吴绍堂家，正赶上几个便衣侦探在吴家搜查。吴绍堂的嫂嫂见杨靖宇赶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来到她家，急中生智地说：“我家就欠你两斗米钱，你今天一趟，明天一趟，天天来要，太逼人了。”杨靖宇一听，知道话里有话，就明白是出事了。此时，他镇定自若，乘势当着那几个盯着他的便衣侦探的面，冷静地说：“大嫂，你这些话我都听好几遍了。啥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你今天非给我钱不行，不然我这样空手回去，在老板面前咋交账呢？”说着，便一屁股坐了下来，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水烟袋呼噜噜地吸起来。几个便衣见此情形，交头接耳私语一阵。这时吴大嫂又恳求地说：“你多在老板面前说些好话，缓限几天，一定给钱。”杨靖宇见几个便衣解除了疑团，慢慢地站起来，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将水烟袋啪的一声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搁说：“三天后，我还来。”说完，就大摇大摆地向门外走去。但敌人不甘心，仍把他带到司令部。这是他第一次被敌人逮捕。但由于杨靖宇巧妙应付，敌人拿他也没有办法，最后取保获释。就这样，胆大心细的杨靖宇以其过人的机智勇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脱离了危险。

        1929年4月，在河南省委工作的史文彬派杨靖宇到永城县暂时指导工作。之后，党组织又派他化名周敏到洛阳、开封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在开封期间曾被捕，因无供无证被释放。在洛阳，他又一次被捕，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营救，很快获释。杨靖宇这三次被捕，皆因无供无证而被释放，史料记载也很少。

      6月，根据工作需要，杨靖宇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学习。培训结束后，杨靖宇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不久，被党中央派到了东北，担任抚顺特支书记。

       1929年8月30日晚7时，抚顺日本警察署署长大林太久美命令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带领警察特务在叛徒王振祥的引领下，将杨靖宇住地抚顺市欢乐园福合客栈包围。傍晚，杨靖宇外出刚回到福合客栈，即被日本警察署巡警羽田、高山两个内勤及宋巡捕逮捕。由于内奸范青的作用、王振祥的叛变，从8月30日到9月5日，杨靖宇及孙德文、王文忠、傅聚田等10余名抚顺特支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相继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抚顺特支和工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杨靖宇等被捕后，中共满洲省委对这一事件十分关心和重视，曾多次派人打探消息，以便设法营救。省委巡视员在1929年9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说：“抚顺‘八一’运动后，群众组织开始建立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在8月下旬遂大肆逮捕，被捕工人领袖2人，同志10余人，逃跑失业者数十人。被捕领袖遭到严刑拷打，现今生死不明。”9月19日省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专门谈道：“抚顺党团及新的群众组织（兄弟团）完全被敌人击溃，共捕去同志10人及工人数名。现在对于这些同志音信无法打听，一时没有释放的希望。”

    杨靖宇被捕后，被关押在抚顺新站七条通日本警察署拘留所的一个单人监号内。日本警察署认为杨靖宇是“共产党之首魁”，十分重视。杨靖宇对于自己突然遭到敌人逮捕，立即意识到党内有奸细或者是出了叛徒。杨靖宇在河南3次遭到逮捕，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但这次被捕，是与日本人打交道，他经过深思熟虑，在心中编出一套口供，做好了应付敌人的一切准备。

    当日夜晚，敌人对杨靖宇进行初次审讯，企图使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进而承认是共产党头目，再进一步使其供述党组织的全部秘密。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未能从杨靖宇口中套出一句有用的话来。临结束初审时，敌人威吓说：“警察署有物证，还有人证，你要好好考虑，不要自找苦吃。”

    次日清晨，杨靖宇再次被提审。这次主持审讯的是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他在审问杨靖宇时着重追问抚顺地下党的情况。杨靖宇始终坚持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这时，敌人把在杨靖宇住处（福合客栈）一个茶叶筒内搜出来的《红旗》《满洲省委工作计划》《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拿出来，妄图让他在这些“物证”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杨靖宇面对这些“物证”沉着地回答道：“这些印刷品不是我的，那是别人给我送药时留下来的，我并不知道是何材料。如果我是共产党，我能把它放在明面摆着的茶叶筒里吗？”敌人见杨靖宇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几个打手一起扑上来，将杨靖宇痛打一顿，但杨靖宇仍不屈服。敌人拿出了最后一张牌，将叛徒王振祥带到审讯室，让他与杨靖宇对质。杨靖宇用鄙视的目光瞅着这个无耻的叛徒，拒不承认与其相识。在大义凛然的杨靖宇面前，这个叛徒畏畏缩缩，无地自容。

    蜂须贺重雄见杨靖宇拒不招供，便决定施展其淫威给他上大刑，妄图用严刑拷打撬开杨靖宇的嘴。在连续几天的审讯中，残暴的敌人用皮鞭抽打、让他坐“老虎凳”、往鼻眼儿里灌凉水、灌煤油、“压杠子”、“上大挂”、坐“水牢”。总之，日本警察署里的各种酷刑都对杨靖宇使用过了。他的身上被皮鞭抽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鼻、肺被凉水灌得难以呼吸。他多次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每次醒来，在敌人继续审问时仍然咬紧牙关，对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情况守口如瓶、坚不吐实，表现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杨靖宇在凶残的日本法西斯面前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他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儿党的机密，其坚贞不屈的顽强精神使敌人为之咋舌。

    由于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和在没腰深水牢里的长时间浸泡，遍体鳞伤的杨靖宇，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危在旦夕。9月4日，被日本警察送到了满铁医院传染病病房。9月28日，日本警察署以“扰乱抚顺治安，宣传共产主义，以期中国方面之大变革”的罪名，将其认为的“共产党之首魁”杨靖宇引渡给中国抚顺公安局。杨靖宇在陷于敌手的危急情况下，为了保守党的秘密，运用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与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他沉着冷静，利用日本警察署将其引渡给抚顺公安局之机，以真假难辨的口供，巧妙地把敌人抓到的所谓人证、物证据理驳倒，矢口否认自己加入共产党，并向敌人提出反问，要求给予详实调查。抚顺公安局难以确认他是共产党员，更难以认定他是“共产党之首魁”，而最多仅能认为他是“共产党嫌疑”。这样，杨靖宇就在这场与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权。

        1929年10月中旬，杨靖宇被抚顺公安局解送至抚顺地方法院审理之后，又将该案送到辽宁省高等法院。在县、省法院审理中，杨靖宇以法庭为战场，利用公开合法的场合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自身惨遭敌人酷刑而致严重伤病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肆意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怒斥中国法律不保护中国人民，却为虎作伥，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效劳的可卑行径。

        1930年2月6日，杨靖宇以“反革命嫌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关押在辽宁第一监狱。尽管时间很长，极其煎熬，杨靖宇仍不忘记革命，在监狱中组织难友一同开展斗争。在敌人对其进行审问前，他内心早已编好口供，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来应对敌人。在面临敌人审问时，杨靖宇宁可自身遭受各种酷刑，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坚决不屈服于敌人，决不透露任何有关于党的信息，始终不泄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残酷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让杨靖宇妥协，也丝毫没有折磨掉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为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杨靖宇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31年4月下旬，杨靖宇刑期已满，终于被释放出狱。

    天有不测风云，杨靖宇出狱后仅仅3天，再次被捕，又一次身陷囹圄。数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党组织利用这一时机，积极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当时交2000元赎金，可以赎出三四名“犯人”。满洲省委向党中央请拨一笔经费，上下花钱疏通，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秘密营救下，于1931年11月先后被释放出狱。

    杨靖宇终于结束了2年零3个月的铁窗生活，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在杨靖宇的革命生涯中，无数事例都印证了他无论在面对何种危机和困难时都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杨靖宇一生曾5次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誓死不说出共产党的秘密。特别是1932年杨靖宇来到南满抗战后，他所面对的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复杂，但每次他都能做到坚守初心、坚定信念。正如党中央在杨靖宇悼词中对其高度的评价：“杨靖宇同志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

来源：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孙立国

初审：段周宏

复审：尹是罡

终审：闫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