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木立信”一词源自《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是战国初期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商鞅为取信于民，命人在栎阳城南门立三丈长木，承诺“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在无人响应后，赏格逐步加码至五十金，当有勇者完成徙木，立即兑现重赏，以此昭告天下：政令必行，赏罚必信。这看似简单的“徙木”之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效破解了“民不信法”的现实困境，让秦国百姓看到了商鞅的决心与诚信，从而为后续变法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徙木立信”是在秦国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教育引导民众解除疑虑、守信尊法的创新之举，深刻阐明了国家治理中“信”为法源、“信”为政基的深层逻辑。 “信”作为形声字，从“千”声或从“身”声，秦文字从“人”声，本义指言语真实。《说文解字》释为“信，诚也”，强调人言可信；《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是此义，泛指诚实、诚信、守信等，又引申指某种动作或状态真实。“信”字虽然简单，但其蕴含了中华文化“言必信、行必果”的价值追求。于个人而言，“信”乃立人之本、立国之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视为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周易》亦有云：“人之所助者，信也。”强调获得他人帮助的关键在于有信。楚人季布“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晋文公重耳“退避三舍”等等，这些典故充分展示了“信”的价值。于国家而言，“信”乃立国之基，令行禁止，政通才能人和。齐桓公严格履行葵丘之盟，开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格局；汉光武帝刘秀，要求官员守信于民，同时将田赋恢复为西汉初的“三十税一”，承诺天地之性人为贵，逐渐恢复社会对朝廷的信任，开创“光武中兴”。唐太宗以信安民，轻徭薄赋、鼓励农耕，经济恢复后推行科举、修订礼法，政策稳定不朝令夕改，逐渐取信于民，终得“海晏河清，路不拾遗”的“贞观之治”。 时代在变，对“信”的坚守与践行却一脉相承、始终未变。回首我们党一百多年奋斗历程，始终坚持政令畅通、立信于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所到之处，言出必行、秋毫无犯，使红军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新中国成立后，从“整风运动”到“三讲”教育与先进性教育，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到“四风”整治等等，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跟着党走有奔头”，党的公信力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浪潮中得到持续升华。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再次通过以行动立信、以实效聚心的治理智慧，直击长期以来党内作风建设的沉疴顽疾，从调研不搞迎送、会议不摆鲜花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切口入手，用铁的纪律祛除党内长期存在的作风积弊，让广大人民群众从中感受到党和政府刀刃向内的决心与行动，对党的信任与拥护之情也愈发深厚，堪称新时代背景下极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徙木立信之举。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中央八项规定的制定和实施，开启我们党躬身践行初心使命的时代新篇，以良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从一纸禁令到风清气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争当“立信”的践行者与传承者，筑牢诺重如山的宗旨意识，审慎承诺，实事求是，确保每一项政策都能让群众看得见进度、摸得着实效。更要拿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果敢气魄向作风顽疾亮剑，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意愿，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让人民群众在作风转变、问题解决中切实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让党的公信力在为民服务中熠熠生辉。然而，我们要清醒看到，克服不良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些地方，不良作风开始披上“隐身衣”、玩起“变形记”，有的将违规吃喝转入私人会所，在觥筹交错中消解纪律红线；有的把公款旅游包装成学术交流，在行程单里暗藏“四风”隐患；还有的借电子红包、快递送礼等，企图规避监督。这些“软钉子”“暗礁”的出现，警示我们克服不良作风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稍有懈怠，积弊就可能卷土重来，侵蚀来之不易的作风建设成果。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以立信于民交出时代答卷。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州市委组织部党建网微平台2025年04月24日 10:02北京初审：段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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