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是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后的军事行动的战略安排。其战斗历程曲折而壮烈，在广东播撒革命火种，掀起了武装起义的新高潮，推动了广东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广泛开展，在广东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行动最终遭遇失败，但这一历史事件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曲折壮烈的军事活动，以血与火的教训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梳理总结其历史经验，对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奋进新征程取得新胜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推动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确保组织上牢牢掌握革命武装

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如何掌握革命武装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起义军转战广东时，新成立的广东省委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决定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决定，在起义军到达后及时派员充当向导、发动民众配合起义军工作并协助前敌委员会成立革命政权。起义军潮汕失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深刻总结失利原因，认识到失利是由于没有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好，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不充分，没有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的函明确提出，“要矫正从前以农民为副力等待叶、贺军队到来的错误观念，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暴动”。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南昌起义军余部以及全省的工农武装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后，立即“开始宣传鼓动农民革命，并杀土劣，没收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解除反动武装等工作”；部队直接受中央南方局指挥；军队应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兵民愈融洽打成一片，则革命前途愈光明，而易于发展”。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导下，颜昌颐、董朗率领起义军余部在惠东进行了“中洞改编”，打出工农革命旗帜，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任务，特别是确立了“党指挥枪”这个重大原则。这支部队在改编后逐步壮大，在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陈毅在率领起义军余部北上途中，针对部队出现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军心不稳、纪律松弛、离队人员增加等现象，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通过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等举措，部队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逐渐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为坚持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军队建设的首位，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改进战略策略，确保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血的教训促使中央及南昌起义领导人开始反思，分析南征广东以来导致起义军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路线、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等诸多方面的不足，为今后调整策略继续坚持革命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首先，南下广东战略的失误，证明照搬照抄苏联和北伐战争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已经不适合当时的革命形势。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于是，朱德率领部队调整路线开始北上，支持湘、赣武装斗争。进入海陆丰的起义军余部进行改编后与当地农军联合广播革命星火，为建立、发展、保卫海陆丰苏维埃以及拓展海陆丰根据地作出伟大贡献。再者，起义军领导人面对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军事战术。在率领起义军北上时，朱德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还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编入部队教材，适时地组织部队进行游击战的学习与训练。朱德率起义军余部驻扎韶关犁铺头时，他让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帮助农民生产，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些举措有效地锻炼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部队两个月后取得湘南起义的成功开创革命新的局面，为日后朱德率领红四军游击战术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在极端困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斗争，确保党员干部永葆干事创业精气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南昌起义军在广东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淬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勇于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等起义领导人和许多参加者从这里走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成为领导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骨干。在三河坝，朱德率领留守部队与数倍于我的敌军血战时，不断鼓励部队“坚守三河坝”“保持铁军荣誉”，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而后，朱德又在茂芝会议上客观分析形势，帮助队伍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并作出正确抉择。粟裕将军回忆朱德在茂芝会议中发挥的作用时曾说，“部队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朱德在茂芝会议上毅然表明，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有责任要担起革命重担、保存革命火种，有信心将部队带出险境，将革命进行到底！陈毅当即表示支持朱德的主张。会议否定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提出“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作出部队“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定，成为扭转斗争局势的一次重要会议。陈毅回忆起这一时期朱德的革命风貌时说，“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在打仗，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他认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极端艰难环境下展现的坚定信念和战略定力，为提振士气、建设队伍、保留人民军队革命火种作出重要贡献。

必须坚持依靠群众，践行党的宗旨、争取民心，确保落实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南昌起义从开始至起义军南下，自始至终都以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救国救民为鲜明政治主张和政策纲领，把民众的利益作为革命的目标。进驻潮汕地区期间，南昌起义军与广东地方党组织一起在当地建立多个红色政权、广泛宣传革命，燃起潮汕地区革命的熊熊烈火，被潮汕人民亲切称为“七日红”。这些行动使起义军提出的救国救民、为民斗争的宗旨落到实处，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东江地区工农群众纷纷组织“农村暴动委员会”“工农讨逆军”等，夺取地方武装，镇压土豪劣绅，配合起义军攻打潮阳、揭阳、海丰，建立革命政权。流沙会议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贺龙、刘伯承、恽代英等十余位起义军领导人先后进入陆丰隐蔽转移。如周恩来从潮汕撤出后身患重病，陆丰县委安排他到黄厝寮村的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家中隐藏居住。在黄厝寮村居住的十几天里，村民尽职尽责做好安全保护工作，无一人泄露行踪。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下，海陆丰人民历经艰险、不负重托，将这批重要领导人万无一失地安全转移到香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是党领导人民军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2025-01-03来源：《南方》杂志作者：周珺 王乐远（作者分别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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