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东北爆发了“中东路事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关内外交通受阻，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来参加训练班的同志立即返回，同时派刚刚到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杨靖宇到东北工作。于是，杨靖宇和参加训练班的东北同志一起乘船前往东北，在营口下船后，立即赶赴设在奉天（今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
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绝大多数土地被军阀、地主、商人所占有，为逃避饥荒从山东、河北迁来的农民多为佃农，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大多以地租的形式被地主夺去，难以糊口。在城市，尤其是奉天（今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几个大中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从事榨油、磨面、酿酒、卷烟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日俄战争期间在华攫取的权益，在东北地区大肆掠夺财富，驻军设警，作恶多端，侵犯中国主权，日本的侵略势力在东北各地恶性膨胀。面对这一切，杨靖宇深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历史责任的重大。
这时，中共满洲省委也面临着新的考验。1928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的破坏。192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满洲省委，王立功任满洲省委书记，因其患病未能到任，由刘少猷代理省委书记。同年6月，中央决定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派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到奉天时，刘少奇已接任满洲省委工作。省委决定派杨靖宇到抚顺工作，担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
抚顺建有东北著名的煤矿，工人比较集中，在9万产业工人中，矿工就有6万多人。抚顺是日本侵略势力直接控制的地方，工厂、矿井多为日本人经营，工人深受日本资本家和中国封建把头的双重压榨。由于日本资本家实行“人肉开采”政策，根本不把中国工人当人对待，死人伤人的事随处可见，惨不忍睹。有一首歌谣，是当时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一到千金寨（是抚顺一煤矿，借指抚顺），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工人为求得生存的权力，奋起投入斗争。1916年至 1926年10年间，工人罢工达35次之多，而且呈上升趋势。因此，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一成立，就派出干部到抚顺开展工作，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1928年8月抚顺特支成立后，工作开展得相当艰难。恰在此时，杨靖宇来到抚顺。
杨靖宇到抚顺时，年仅24岁。他发现矿工中多为山东人，便自称家住与河南省东北部毗连的山东省曹州，名叫张贯一。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与工人同吃同住，一起干脏活重活。由于工人们长期受到日本资方的监视，经常有特务混入工人之中，工人吃够了这样的苦头，所以开始时，工人们都用警惕的眼光观察着杨靖宇的一举一动，深怕是矿上派来的侦探。有时工人们在一起聊天，杨靖宇一来，大家就不讲了。杨靖宇认这正是工人们觉悟的表现，当务之急是想办法与工人交朋友，团结工人开展反日斗争。
一天，矿上的一名老工人生病了，没钱治病，连下锅米也没有了。他向工头借，不但没有借来钱，还被打了一个耳光，说他故意怠工，要把他开除。杨靖宇听到此事后，立即赶到这个老工人家中，把自己仅有的两块银元交给老工人，让他马上治病买米。老工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杨靖宇的手说：“你来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了，你和别人不一样。”杨靖宇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遭大罪受人欺的煤黑子！”老工人与他说了许多知心话，此后逢人就说杨靖宇的好话。工人们也发现，这个整天和工人一起干苦活、吃粗饭的“张大个子”，为人正直厚道，对待矿工亲如兄弟，工人们越来越愿意和他接近了，都亲切地叫他“山东张”，谁有为难的事都愿意向他说说，把他当成主心骨。
杨靖宇非常注意工作方法，根据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生活状况，分别采取了工人们容易接受的“拜把子”、组织识字班等形式，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首先实现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接近矿工实际生活、直接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目标，在经济斗争中提高工人的觉悟，再逐渐引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一次，日本资本家决定裁减工人，大家来找杨靖宇想办法。杨靖宇认为，发动工人开展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对矿工们说：“弟兄们，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忍气吞声了，不能让日本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拿出力量和日本鬼子较量一下，我们工人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不能小瞧自己。我们每天刨出来的煤，日本鬼子用来开工厂造机器，我们要不刨煤，日本鬼子的火车轮船都得寸步难行。我们矿工这两只手就能卡住日本鬼子的命根子。过去，把头为什么敢那么大胆地来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只手没有卡住他们！我们要团结起来，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矿工们说：“老张，你指挥吧，我们以后听你的！”
几天之后，资本家裁减工人的布告一张贴出来，工人们立即按照杨靖宇的部署开始罢工。愤怒的矿工在杨靖宇的带领下，闯进日本资本家的办公室，展开说理斗争。这次罢工，坚持了4天，最终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召回被裁工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合理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们更加相信杨靖宇，愿意听他的话，因为从他讲的道理中工人们看到了希望。
经过杨靖宇的艰苦工作，抚顺的党团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工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古城子、北大井、老虎台等一些重要的矿井和矿工居住区，抚顺特支都派了党团员去开展工作。日本人惊呼：“自1929年共产党分子潜入煤矿以来，工人思想显著恶化”，有“事变的前兆”。为此，日本人派出大批的特务、侦探，搜寻和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29年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大城市在“八一”举行示游行活动。对于这种带有严重“左”倾色彩的指示，杨靖宇并未完全执行，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以贴标语、撒传单的方式表达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7月26日，特支派王振祥和另一名同志贴标语时，被警察发现，两人分头跑了。但这次公开张贴标语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更加大了刺探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力度。
8月30日上午，日本警察署根据内奸范青的秘报，逮捕了王振祥。王振祥忍受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当日下午，抚顺日本警察署署长大林太久美命令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带领警察特务将杨靖宇的住处抚顺欢乐园福合客栈包围。傍晚，杨靖宇一回到客栈，即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日本警察署巡警逮捕。由于王振祥的变节，杨靖宇等10多名抚顺地下党党员和工会会员相继被捕，抚顺特支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靖宇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初审：段周宏
复审：尹是罡
终审：闫 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