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周恩来同志后来说：“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指猴场会议。

一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处属黔西地区的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934年12月19日18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署《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部署红军各部队最近时期的行动。“野战军大致于（12月）23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地域”，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湘黔川之敌。

1934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从黎平出发，经过南加堡、革东、施秉，于12月31日进至乌江南岸地区。表面上看，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战略行动即将完成，其实不然。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召开的黎平会议虽然解决了中央红军最为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但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人对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不情愿的。对于这一点，周恩来后来回忆道：“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在中央红军到了乌江地区后，李德等人的这种不满，仍面临着是渡乌江进入黔北地区，彻底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还是由乌江岸边掉头，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余庆、石阡北上黔东北，再转入湘西的最后抉择。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李德等人在“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此时，李德等人仍然坚持不要渡过乌江、要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这时还是“三人团”的主要人物，仍然把持着中革军委。因此，乌江边上发生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严重威胁着转兵贵州这一战略行动的最后完成，也威胁着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设想的实现，结果便促使了猴场会议的召开。

二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至乌江南岸地区。十五时左右，红军总司令部到达猴场（今草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大多住在猴场西北约一公里的宋家湾“一颗印”四合院。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特色四合院，建于1912年。四周用青砖砌成墙，高约七米，内有正厅五间，厢房、下厅齐全，石嵌天井，墙左侧有碉堡、马房，正厅后面有花园，桶墙右侧竹林掩映，后山古木参天，是猴场当时难得一见的大宅院。

部队进驻猴场后，忙着准备过了新年就强渡乌江，挺进黔北。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军情紧急的形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要求下，当晚，中共中央在宋家湾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从当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首先发言，依旧老调重弹，提出要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随后与红二 、红六军团会合。他话音刚落，毛泽东就发言指出，“不能走回头路”，去湘西与红二 、红六军团会合是行不通的。同时，毛泽东重申应该尊重黎平会议作出的决议，中央红军应该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随后，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李富春、陈云相继发言，他们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当李德从翻译伍修权处得知大家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后，暴跳起来，咆哮地吼道，现在必须回头东进湘西，这是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决不能更改。毛泽东反问：共产国际已经与我们失去了这么久的联系，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失利就是打的“糊涂仗”。目前，国民党军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口袋阵”等着红军去钻，怎么能去钻呢？持续了近十个小时的会议，就是这样激烈进行着。随着其他大多数与会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博古显得心余力绌，坐在一旁默然无语，李德也显得越来越理屈词穷。最终，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回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澈（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毛泽东）的警卫员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索尔兹伯里接着写道：“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在送毛（毛泽东）回住处的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准备怎样吃年夜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毛泽东）高嗓门地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毛泽东说此话时已是1935年1月1日凌晨。

会议针对李德无视军委集体领导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为随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会议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密切联系，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这无疑使红军内部的团结力、凝聚力进一步得到增强，为以后全国各地红军正确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三

猴场会议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延续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完成了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战略转折，使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设想得以实现。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又及时部署和组织了突破乌江天险的行动，并指挥中央红军向黔北广大地区进军。

从1935年1月2日开始，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渡过乌江，相继开进乌江以北地区。至此，早在通道会议即开始酝酿、由黎平会议最先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行动，才算最终完成。因此，猴场会议的召开，对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行动，起了关键作用。到这时，中央红军才暂时摆脱了数倍敌军的围追堵截，在黔北地区获得宝贵的休整时间。黎平会议关于召开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设想，才可能在遵义实现。

为庆祝新年，朱德发布命令：每人发元旦菜金两角，以资慰劳。会后，中央红军向有天险之称的乌江挺进。至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这次会议，不仅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得到进一步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进一步肯定，为遵义会议彻底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顺利实现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直接基础，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扫清了障碍。

2025-01-06来源：解放军报作者：褚银

初审：段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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