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这里说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就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湘赣边界红色建政的开篇之作。

1927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占茶陵城。由于茶陵地处湘赣要冲，自然条件良好，战略地位重要，又有较好的党的群众工作基础，因此毛泽东首次有了“经营茶陵”的打算。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再次攻克茶陵县城。但进城之后，团长陈皓却不想做群众工作，仍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办案、纳税完粮。更严重的是，他与自己的一小伙人还凭借手中权力大吃大喝，搜刮钱财，打压工农群众，丧失了阶级立场。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便立即回信：“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发动群众，要保护商店，保护邮电，保护医院，保护学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宛希先的主持下，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士兵委员会分别选出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为各自的代表，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谭震林被推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设立了民政、财经、青工、妇女等部门，组织工作队深入全县各地开展革命斗争，积极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初始标志，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政权理论初步形成和开辟井冈山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新型民主建政的最早样板。其领导人通过自下而上层层推举出来，有群众作基础和支柱，赢得群众的承认和拥护。这种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政府负责人的做法，是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建立“政府模样”政权的具体实践，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建立政权时所仿效，也为尔后的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仿效。这种新型的工农兵政府，是在周边白色恐怖下存在局部红色政权的“局部人民执政”的新政权模式。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兵专政”，对民众实行“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实践。1927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二打茶陵给部队作战前动员时，就要求部队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组成人员以工农兵为主体，并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把群众吸引到政府的周围，使群众经受政治训练，提高革命觉悟，为以后的工农兵政权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群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1934年10月，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加强党对政府领导的重要尝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党要领导政府，但又必须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在党代表宛希先的直接领导和茶陵县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并且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其重大决策往往要请示茶陵县委，部队参加的下乡工作组也由县委组织。陈士榘在《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中谈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时说：“谭思聪、陈韶是县委的，住在天主堂（今茶陵福音堂），有什么事都到天主堂去商量，实际权力在县委。”茶陵县党组织在工农兵政府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核心的领导作用，为如何加强党对于政权建设的领导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2025-03-17来源：《毛泽东在株洲》

初审：段周宏

复审：尹是罡

终审：闫   振